此外，他不想再用更多谷物来为自己做面包和其他面食了。

这样的举措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至于这样一种政策是否能持续，是否扭转经济增长的颓势是另外一回事。资本项目主要包括长期投资、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三个项目。

由于实行了这种负利率政策，日本许多金融资产的利率也出现了负利率的情况。总结起来，我觉得有这么几点。另外一些人就是金融业开放了，自然就应该让资本宽松流动的限制减少了，我说不一定。但是，尽管是净债权国，中国的投资收入确实负数。而居民在商业银行存钱是商业银行的资金来源，所以资金来源的最低成本就在这里，你不能再低了。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国际金融环境与金融开放》。但是，由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出现急剧贬值是难以想象的。而且这样的超高利率融资项目，在偌大一个长安金融市场上也几乎流标，只有无盐氏一家愿意放款。

三、纵横比较无盐氏借款利率水平 至迟在周武王时期，中国已经形成了商业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两套体系，《逸周书·文酌》中提出国家实行的五大政策中就包括农假贷，表明周朝已经建立了经常性的农贷政策。在商业性金融市场上，学界一般认为，《管子》中涉及市场行情（包括利率）的内容反映的是战国时的情况。张分田：《秦始皇传》，人民出版社，2003年。我们设想一下，如果哥伦比亚重新被西班牙征服，那么英国就绝不会袖手旁观，因为这意味着将使英国失去它最近借给哥伦比亚的200万英镑。

即使置诸中国古代、现代史上不正常超高利贷中，上述汉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时的无盐氏借款利率也惊人畸高。1909年1月，福建布政使尚其亨向日本台湾银行借款，月息0.9%，折合年息10.8%，是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一书记录的这一时期地方政府借入外债中年利率最高者，期限1年。

当时，英、法这样的西欧大国国债利率通常在4%—5%左右，滑铁卢战役之后，为筹资向奥地利、英国、普鲁士等战胜国赔款，复辟的法国王朝于1817年向巴林银行出售了1亿法郎年金公债，利率为5%。1905年，闽浙总督、船政大臣兼管闽海关税务崇善向汇丰银行借款，年息7%，期限3年。然而，吴楚七国兵起时，长安中列侯封君行从军旅，赍贷子钱，子钱家以为侯邑国在关东，关东成败未决，莫肯与。而在2019年5月美国政府将华为公司列入实体清单加以严酷制裁封锁的情况下，假如华为公司能够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以低利率成功发行10亿美元左右公司债券，也能充分显示全球市场对华为的信心，从而形成对华为公司的无形支持。

当时新独立的拉丁美洲国家极端脆弱，他们向英、法等欧洲霸权国家借款带有浓厚的缴纳保护费色彩，因此利率往往是西欧国家主权债的两倍以上，但无盐氏借款利率仍然可达这些拉美国家刚独立时借款利率的100倍以上。实际上，用金融市场利率来衡量信心、管理市场预期，这种分析方法和管理手法也适用于当前中国证券市场关注的华为首次境内发债。《中国金融史》编写组：《中国金融史》，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3年。但随着时间流逝，上述李斯效应不可避免日益凸显，到文景之治时期和其后，郡县与分封相结合制度总体上已经走向其反面。

（初稿2018.10.17，修订2018.10.19，三稿2018.12.26，四稿2019.8.10，五稿2019.8.28，仅代表个人意见） 参考文献： 《管子》。在当时汉朝54郡中，诸侯控制的封地多达39郡，占比高达72%。

在汉武帝时期，汉廷一方面继续镇压诸侯叛乱图谋，另一方面通过推恩令等新制度，同时加大力度实施文景之治期间制定的左官、附益、阿党、酎金律等法令，大幅度削减了诸侯数量，压缩了诸侯封地，剥夺了诸侯干预地方政务的权力，加强了对诸侯的监察，在全社会彻底改变了跟从诸侯出仕的声望和风险预期，方才彻底改变了汉初直至文景之治的伪统一局面，消除了西汉国家解体的体制隐患，从疆域和制度上奠定了此后两千年中国大一统王朝的基本框架，由此决定了汉王朝不仅内部整合、国祚长久、人口与文明发展水平大大超越同时代的孔雀/贵霜、波斯/安息两大帝国，而且组织能力、统一程度胜过罗马帝国，进而决定了此后近两千年期间中国政治体制、和平繁荣遥遥领先于其它地区的基础。本来，实施郡县与分封相结合体制，不失为汉初决策者在防范土崩之难与宗室尾大之势两难之间作出的理性次优选择，而且在汉朝最脆弱的开创初期确实发挥了汉初决策者所期望的功能。

这里贴出原稿，只是考虑到网络阅读体验而删除绝大多数注释。19世纪初，新生拉美国家向英、法等欧洲霸权国家借款很大程度上是把这当作缴纳保护费，以求抵御殖民宗主国西班牙、葡萄牙卷土重来。按年利率计算，1年期无盐氏借款利率分别是这五笔借款利率的143倍和167倍。抗战时期，在中共领导的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规定承认战前的借贷关系，但年息一般不得超过一分半，债务人付息超过原本一倍者停利还本，付息超过原本两倍者本利停付，原借贷关系视为消灭。1906年7月，湖广总督张之洞向日本借入湖北善后总局借款，年利率7%，期限5年。正因为如此，有时候有的国家政府并不缺钱，但也要向国际市场发行债券、特别是外币债券，通过超额认购、低利率、无评级来向金融市场、国内外社会公众显示自己主权信用强固、市场信心坚定。

1901年12月，闽浙总督许应骙向日本台湾银行借款，年息6.5%，期限15年。2018年10月11日，中国财政部又在香港发行30亿美元无评级主权债券，在中国经济周期运行处于谷底而美国经济周期正处于峰顶、中美史诗级贸易战、跨国公司海外资金因美国加息和2017年末税改而大规模回流美国等不利环境下，获得逾130亿美元认购，利率与苹果公司、微软等富可敌国的最高信用跨国公司一样低廉，仅略高于同期美国国债。

相比之下，无盐氏借款利率相当于中国共产党革命史上规定的民间私人借贷利率上限的50—67倍。在所有这些叛乱中，以吴楚七国之乱规模最大，对汉朝社会冲击最剧烈。

拉丁美洲国家新近独立，能否保持独立很成问题。利率越高，表明金融市场越不看好借款人的事业前景和信用状况。

汉景帝三年（前154年）吴楚七国之乱爆发后，西汉中央政府出兵平叛，居住长安的列侯封君从军参战，向子钱家借款补充战费，按一般规律而言，这笔借款属于超级大国西汉中央政府担保的政府公债，至不济也应当算作中央政府担保的高净值投资者借款，其利率应当处于市场利率的低位，实际结果却是年利率高达10倍（1000%），相当于彼时政策性融资利率上限的50倍、商业性融资市场利率下限的50倍、西周以来中国社会默认利率上限的10倍，是积贫积弱清末战争借款洋债利率的十几倍至200多倍，是19世纪初脆弱的拉美新独立国家借用外债利率的100倍以上。其后两千年间，中国中央政府也多次申明，贷款年利率不得超过100%。由此判断，如果不能有效解决伪统一风险，文景之治完全有可能如同后世西晋、北宋那样以八王之乱、靖康之耻而告终，也就不可能作为盛世标杆而载入史册了。1年期无盐氏借款利率是这笔哥伦比亚借款利率的100倍。

钱穆：《秦汉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美】P.金德尔伯格：《美国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

从第一次国共合作到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一直努力打击、消灭高利贷，以此改善民生、争取民众，并推动资本积累转向实体经济部门，为未来启动中国工业化创造条件，为此规定的民间私人借贷利率上限起初为年息20%，后来压低至15%，付息总额上限为100%。后来承蒙《武汉金融》同意完整刊发，就又修订了两次，以《从无盐氏借款看西汉前期国家信用风险》为题刊发于《武汉金融》第9期，除个别字句外，基本完整刊发。

1822年，大哥伦比亚共和国向英国借入拉美国家第一笔正式外国贷款之后，一位侨居伦敦的墨西哥商人立即向本国政府写信，建议墨西哥政府靠近英国，并从英国借款： 一个国家如果借钱给另一个国家，那么，它就自然地会对借它钱的那个国家是否能继续保持独立地位发生兴趣。按年利率计算，1年期无盐氏借款利率是这笔借款利率的93倍。

《周礼》中泉府的职能之一就是管理国家信用，即政策性融资，贷款如用于农业生产，年利率按地区远近划分为5%至20%几个档次，即园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周礼·地官司徒第二》载师），[1]利率上限为20%。西汉时期，根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佗杂业不中什二，则非吾财也，即当时经营利润率通常为20%，低于这一水平被视为不合算。按元祐元年（1086年）监察御史上官均指出的情况，当时民间私人超高利贷利率可达五六倍。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苏轼《晁错论》）——晁错正是看到了文景之治繁荣昌盛、治平无事表象下潜藏的不测之忧，特别是诸侯坐大对汉王朝江山一统和可持续发展的潜在颠覆性威胁，方才不顾触动诸侯利益可能会给自己带来的杀身之祸，不顾其父亲都意识得到的主持削藩必然导致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的风险，不顾其父亲甚至因吾不忍见祸及吾身而不惜服毒自尽的惨剧，也要力推削藩，消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的颠覆性风险，最终为此付出了生命代价。李飞、赵海宽、许树信、洪葭管主编：《中国金融通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

在此期间，在这样的条件下，一批地方政府相继举借外债，其年利率仍然很少能达到10%，最高年利率10.8%，无盐氏借款利率分别是这些借款利率的93倍至222倍： 1900年秋，湖广总督张之洞向汇丰银行借款，年息四厘半（4.5%），期限10年。一、数十年伪统一动摇汉朝中央政府权威 在秦朝统一之初关于郡县制和分封制的政策辩论中，李斯直斥分封制为导致春秋战国诸侯混战的根源，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

从这个角度说，这个市场还大着呢，汽车市场还可以发展。其次，是能源，信息技术，金融三大行业。